北京市政协委员刘清泉：做好中医药世界化顶层设计******
中新网北京1月18日电 (记者 杜燕)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三年来的实践展示了中医药是疫情防控“中国方案”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中医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清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疫情三年来，中医药建立起一道非常完善的屏障。中医药做大做强，要自信自立自强自觉，更要建立中医药的国际标准，同时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
建立中医药屏障守护人民健康
2020年赴武汉并担任武汉首个中医方舱医院江夏方舱医院院长、2022年奔赴上海指导抗疫工作并协助建立中医药抗疫屏障……三年来，作为深入一线指导抗疫的中医医疗救治专家，刘清泉的足迹遍布全国多个省份。
“中医认为新冠病毒属湿毒之邪，虽然病毒毒株在不断变化，但归根结底的湿毒特征没有改变。”他表示，从疫情开始至今，中医药参加了各种类型的疾病救治和疫情防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
三年来，中医抗疫梳理出了“三药三方”的方案。他称，中医救治手段是一套“组合拳”，不是单一的某一个方、某一个药，这套“组合拳”和西医的急救技术相互叠加发力，形成了阻击新冠病毒感染危重症的中国特色方案，尤其是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在救治新冠重症、危重症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经验”。
千百年来，中医药在维护民众健康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刘清泉表示，三年的实践再次证明，中医药屏障的建立，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对于守护人民的健康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立中医药标准推动传承创新发展
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和西医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两类科学。”刘清泉表示，中医在新冠救治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它的科学内涵。三年来，可查的、符合现代循证医学标准的中医临床研究有30多项，纳入的患者约3万人，研究证明了中医对于轻型、中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新冠肺炎患者的有效性，“数据已经为中医医疗在传染病防治中取得的效果发声。”
在他看来，中医药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的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并具有中国文化和哲学强大的基础，形成了与西方医学不同的东方风格。
《伤寒论》里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就是一个科学的诊断标准，同时也形成了“凡正气胜邪，汗出脉静身凉而病愈”标准，实际上这就是中医药针对疾病的一种诊断与疗效判定标准，用现代语言描述就是“指南”“共识”。进入现代社会，中医药标准化应以循证医学的依据作为基础，注重中医特色和优势，探索之路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后。
“目前，中医药已制定的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医院标准等，均为中医药行业的规范化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刘清泉认为，中医诊疗强调个体化，但更多是应该强调“求大同存小异”，因此需要有一个国家标准、国际标准，推动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加强中医中药基层人才的建设
新冠病毒感染调整为“乙类乙管”是疫情防控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刘清泉认为，要加强医疗知识的普及，一方面需要尽快让所有医生掌握成熟的新冠治疗的中西医方案，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民众对新冠防治知识的普及，从而实现安全、有序、科学的救治。
他谈到，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医从来没有离开过传染病的救治。目前，能够真正用中医指导新冠以及常见病治疗的基层医生人数较少。因此，加强基层医疗人员中医中药能力的培训至关重要，“只有把这一道屏障建立好，才能更好地助力于中医中药的发展，才能发挥好中医药的作用。”
他表示，从2014年起在京津冀地区以及云南、贵州等地送中医药技术，主要是帮助一些基层培训村医，注重培训他们的专科能力的提升，比如有的村医专攻儿科，有的专攻妇科，有的专攻消化，这样在区域内形成一个小的系统，自动形成分诊体系，尽可能覆盖民众各类就医需求。他表示，还将依托北京中医医院，继续摸索，按照强基层、建机制的思路推进中医中药基层人才的培养。
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
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走出去”步入快车道、迈出新步伐。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2022年9月公布的数据，中医药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开展了30个较高质量的中医药海外中心、75个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31个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工作；中医药内容纳入16个自由贸易协定。
刘清泉认为，传统医药是各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应用的生命认知及医药技能所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医药凝结了中国数千年的医学智慧和精华，科学合理地利用中成药物，配合日常护理，可以让诸多身体不适的症状得到缓解，达到健康的目标。
中国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为人类健康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其他国家是否将中医药作用治疗方法来使用，关键是其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对于中医的医学地位的认可。”他希望，未来中医药能更广泛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通过科普大讲堂、社区医院基层医生日常的诊疗等途径，把健康知识、健康理念传达给人们。
他表示，中医药要自信自立自强，更要自觉地应用中医药理论和技术，“走出去”必须要做好中医药世界化的顶层设计。(完)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⑫发展生态低碳农业 以可持续理念建设农业强国******
作者：牛坤玉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立足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要求”，“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这一重要论述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阐释相呼应，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农业领域的进一步具体和深化。它明确了中国特色的农业强国的内涵和具体路径，就是要汲取农耕文化中“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抓手，促进农业发展方式从密集型和集约型向生态化和低碳化转变。
中国农耕文明延续千年，具有高度的可持续性。一百多年前，美国土壤物理学之父富兰克林·H·金创作了著名的《四千年农夫》，阐释了东方农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精髓。数千年来，中国的农业在支撑高密度人口的同时，维持了高度的可持续性，地力没有受到破坏，源于几千年以来中国农民对于农业本质的深刻理解、把握和传承。
在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民不断调整农作物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利用水土资源来维持高强度的种植制度。探索了多种维持地力永续的方式，如自古以来就施行的豆科作物与其他作物轮作，将运河污泥、燃料灰烬、人畜粪便最大限度还田的养分循环利用模式，利用梯田作业防治水土流失，三塘串联的模式保存降雨和土壤肥力等。这些农业生产模式在维持农地最大产出的同时，将对农耕资源的保护发挥到了极致。
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遭受挑战。受到20世纪下半叶在全球掀起的农业绿色革命思潮的影响，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加速了化学农业的进程。从1988年到1998年，中国化肥施用量在十年内连续上升了两个千万吨台阶，在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也开启了农业种养分离的过程。化肥、农药替代了人畜粪便，机械替代了役畜，农业养分循环的闭环被打破，传承几千年的可持续农业体系在短短三十年间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西方发展低强度的农业系统不同，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注定了中国农业需要通过高强度的作业方式，来支撑高密度的人口以及经济发展的需求。实践告诉我们，一味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在中国行不通。
今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首次强调要立足“农耕文明的历史底蕴”，“发展生态低碳农业，赓续农耕文明”，实则是对中国农业发展模式的一次反思和重构，为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从以往的发展“绿色农业”到今年提出的“生态低碳农业”，意味着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的进一步丰富。“绿色农业”的着力点在减污，而“生态农业”则意味着既要减少污染排放，还要维持农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低碳则表示要减少与农业生产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农业的气候韧性。可见“生态低碳农业”的提出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全面升级，也将为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现代技术与传统农耕文明结合，重构可持续生态农业。中国农耕文明体系是在长期的人口资源压力下，经过长达4000多年的演化逐渐成熟起来的。传承农耕文明是摆脱对化学农药的路径依赖，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时至今日，中国农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问题，在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中国农村非农化、兼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很难再回到那种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生态农业模式。
现代的工程技术与传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相结合是农耕文明延续和传承的必然举措。一方面要继续探索和改进适应各地水土资源条件的间作轮作、生态复合种养以及种养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另一方面，要利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借助数字农业技术、生物工程技术大力开发有机肥制备、土壤改良、废弃物处理和利用、生物农药制造等新工艺，促进智能化控制系统与工程化设备的研发推广，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种养循环模式。
增强政策间的协同性，促进农业发展的生态化和低碳化。减污、降碳、生态、保供协同推进，是未来农业政策体系面临的新挑战。应继续推动化肥农药减量减施等绿色低碳相协同的政策和技术的推广，加大对生态低碳的生产模式以及关键技术的研发力度。促进植树造林、牧场管理和湿地恢复等基于自然的解决路径的实施。增强农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保护，促进增产扩面工程与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护的协同，发展适度规模农业，在修建大型农田水利设施以及高标准农田建设的过程中，应注重对水系、湿地等生态廊道的保护。制定以生物多样性指标为补偿标准的生态补偿计划。在消费端，通过减少损耗和浪费、促进食品废弃物回收利用推动农业系统的减排固碳。加大对气候适应型作物品种、农业生产模式以及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力度。
